李章村新一年有新气象 [2022-02-24]

似乎只有在某些极端的时刻，例如在施密特所描写的人民集会的大声呼喊(shout)中，人民的意志才能够被清晰地辨认：人民的意志才足够的统一，足够的强烈和足够的持久。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式还有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宪法文化，顾名思义，是基于宪法价值和宪法制度而形成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人们善用宪法思维以及宪法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莫纪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当秋菊这个农村妇女不依不饶地为自己维权时，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无疑会形成一种有利于公民行使权利的宪法文化。宪法能为民所用是关键，宪法能为官所尊是根本。我曾教授过中国法制史课程，尽管是一门和现实生活关系很疏远的学科，但学生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感兴趣，愿意去学习，但讲到宪法的时候，大家的学习热情就大大减少。比如在《秋菊打官司》取景的中国陕西省的某一个村子，在一个农村集市上还存在专门以给别人写状子为生的情境里，是可以想象其宪法文化状况的。

宪法文化应该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富足的群体里才可能形成话题——这是我对《秋菊打官司》所代表的中国农村的理解。进入 王人博 的专栏 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文化 。[20]但是，纳税人绝不仅仅是义务主体，他们同时还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是权利主体。

当然，《立法法》已经规定但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其他法律专属事项，如国家主权等，是不是也都需要在宪法中作相应对待，确实值得研究。当然，房地产税是否能发挥上述神奇功效，完全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话题，且需要实践的验证。这可能需要对现行《宪法》的规范内容和体例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因此,可作为一种远景目标进行超前性的研究但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故本文未将其作为可选方案加以讨论。这些条款成为后世无代表权不纳税：以及议会财政权之滥觞，并体现了王在法下的宪法理念。

1．如前所述，任何社会的统治者都要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能并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因此，任何社会的税收都具有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8]作为一项国家权力,宪法学意义上的税权应该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等内容。

[6][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丨%4年版,第88页、第89页。1954年《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王国内不可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除非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等。但是，税收司法权同样应当遵循一般的司法原理和规则，与普通司法过程相比并无独特之处，因此，任何对司法问题的讨论自然都适用于税收司法问题。

纳税人只不过是征税权的客体，除了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徭役赋税外，在税收关系中毫无讨价还价、利益博弈的空间，更遑论主张权利、监督权力了，征纳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人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消极权利和自由而是扩展至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领域，生存照顾和福利保障不是对公民的恩赐而是国家应尽的责任。可以稳定增加地方政腐的财政收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有助于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这可能需要对现行《宪法》的规范内容和体例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因此，可作为一种远景目标进行超前性的研究但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故奉文未将其作为可选方案加以讨论。

然而，这门艺术究竟发挥哪个方向的能量，呈现怎样的社会效果，则首先取决于隐藏于其后的政治哲学理念，取决于对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定位。有学者建议在该条增加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等基本的税法原则（参见王土如：《中国税收立法的宪政思考——从税收法定主义谈起》，《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

而如果宪法上有关于税收问题的明确规定，则可以为审查和监督一切税收立法的合宪性、正当性提供一个最高判断标准和依据。虽然《立法法》已经对税收法定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毫无疑问这是我国榄收法制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立法法》的进步毕竟不能替代宪法的意义。

而如上所述，税收对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收行为不仅是经济行为，而且往往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国家不再是简单地承担着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宁、提供国防外交服务的守夜人角色，而是要极有效地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增强国家实力、增进社会福利。我国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是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人民主权、契约自由被奉为政治圣经，基本人权、分权制衡、法治精神从思想启蒙进入政治现实，主体意识、权利本位、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使人获得了神圣的宪法地位与尊严。四、结语 鹅叫论或许只是作者在不经意间随便说说而已，其背后的逻辑可能远未像本文分析得这么复杂。之后制定的《人权宣言》对人民财产权的保护同样隐含着对征税权的限制。

同样，在税收关系中，国家征税的权力、用税的权力均来自于人民、受制于人民，并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为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当然，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之外，公平、效率、实质课税、生存权保障等税收方面的宪法性原则,以及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基本制度,都应该在宪法中有所体现和反映,以使这些原则和制度成为宪法上近乎恒久的制度性安排。

由人民的代议机关对税收进行立法，就使得人民同意有了现实的制度依托。对税收问题如此轻描淡写，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旧社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仍记忆犹新并深恶痛绝，简化税制、减轻税负正好能够证明新政权的优越性。

因此，许多国家一般都首先从宪法的高度对税收法定主义加以规定或体现，然后再延伸辐射到低位阶的税收立法以及具体的税收执法和司法过程之中。当人类走出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而迎来近代宪法文明的曙光时，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专制王权、神权的绝对权威受到坚决排除。

总的来看，宪法对税收问题的规定往往以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为主旨，并奉行议会中心主义。但之后的几部宪法对税收问题的规定则相当简略。所以，税收法定主义是人民主权原则在税收领域的表达形式。1982年《宪法》沿袭了1954年《宪法》的体例，其关于税收的直接规定只有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12]这说明税收法定不再仅仅是一个拍象的法律原则，将成为生动的法治实践。来源：《法学》2015年第10期。

这些条款成为后世无代表权不纳税：以及议会财政权之滥觞，并体现了王在法下的宪法理念。此种方案存在的问题是：该条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专门针对公民而作出的规定，而税法原则首先强调的是对国家的意义。

这涉及到《宪法》与《立法法》之间如何衔接的问题,涉及到宪法体制与立法权配置之间的关系定位问题,显然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必须以法律规定。

如果财税体制改革，包括房地产税立法以‘鹅叫论为立论基础，最终将会积累或激发更多的系统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延迟或阻滞财税改革的文明进程。理性分析我国宪法有关税收问题之规定，实现从税定于法向税定于宪的跨越，是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批准号:15AFX007)和河南省四个一批人才项目财政宪法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如此，《立法法》是无法对之进行规范与制约的，如果这些立法出现了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立法法》将无能为力。

税定于宪 今年8月初，最新调整过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法列为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既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举措，也是回应社会各界对房地产税的极度关切。从此意义上讲，税收确实是一门学问很大的艺术，是一门统治的艺术、治国安邦的艺术，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甚至关乎着政权的安危和国运的兴袁。

同样，在税收关系中，国家征税的权力、用税的权力均来自于人民、受制于人民，并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为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纳税人不仅仅以纳税人身份在税收关系中享有相应的权利，而且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同样应当受到保障。

纳税人不仅仅享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获得国家服务的权利，还应当享有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同意权、监督权、诉讼及获得救济权。事实上，自议会制诞生以未，分权与制衡在宪法上的重要体现就是财政税收领域的分权制衡，体现为税的设定权、执行权、监督权在不同国家机关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匠心独具、极其复杂的纵横配置与相互制约。